比如，2011年伊利诺伊州的《信息自由法修订案》规定了反复申请人这一概念——如果某申请人在连续12个月内向同一个公共机构提出了最少50个申请; (2) 或者在30天内提出了至少15个申请;或者 (3)在7天内提出了最少7个申请，这样的人就是反复申请人。

其次，依宪治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我偏重这一块的研究，这一块研究涉及创制以及变革过程中宪法是什么样的。

但自主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然而，  谁都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宪制是伴随着枪炮、血泪、屈辱及其光荣而建立起来的，正因为此，笔者深感荣幸，但又有一种无地彷徨的忧思。政治宪法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战争、革命与宪法，关涉中国现代宪制的发生学。法律并没有为地方政府作为提供法律的空间，缺乏制度性的施政空间。固然有反腐，但官员的不作为仍不可避免。

一个社会总是有利益纠纷，这是正常的。大家要注意这样的误区：社会秩序就是社会没有矛盾。作为一种协调系统二元符码判断而存在的立法与司法分立模式成为稳定现代法律系统的构架。

参见张桐锐：法律与社会政策作为‘社会福利国模型之构建性观点，《思与言》2006年第3期，第10-11、14页。[46]有关分化退化，可参见Michael King and Christopher Thornhill, Niklas Luhmanns Theory of Politics and Law,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03, p.40. [47]即使是一种伦理规范，也仅具有系统区隔意义的规范运作，教育者的伦理规范、律师的职业伦理、新闻从业者的道德等都必须在系统中被定义，而不具有超越系统沟通边界的涵摄效果。社会构成的碎片化使生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开始解体，处于二元构成模式下的政治宪制不仅不能涉入那些传统的无需法律的秩序中，对新型危害也缺乏有效的识别机制。在政治与法律的结构耦合中，罪刑法定作为宪法原则体现了两种系统不同运作逻辑的同时展开。

刑法的谦抑性在此体现为将社会控制留给社会子系统的自我演化。这种重新确认与现代社会治理刑法化趋势息息相关。

各个领域的社会宪法性规范的产生不可避免。运作耦合是共时(synchronization)、短暂的、一次性的。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的是刑法原则、教义理论或刑罚主张如何回馈宪法学研究与国家宪制的调整，也就是刑法解释对宪法实施能够产生的影响。[24]艺术领域通过专业评判规则的完善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走向毁灭。

例如在经济领域，刑法应坚守限缩解释，尊重经济系统的自我反思机制。在适用兜底条款时，应当结合经济领域的自治与自我抑制程度进行判断，维护刑法谦抑性。摘要:  在现代社会，刑法的合宪性控制不仅意味着通过实定宪法原则对政治权力(立法)进行限制，而且还应当超越国家—社会(政治—法律)二元结构考察社会诸领域危害的刑法定罪与量刑标准。刑法教义学中基于特定宗教信仰或习俗对法律认识错误进行的例外性认定便是例证。

因此，可行的进路是，以司法作为识别社会宪治的主要场域，将其转化为法律沟通，通过刑法教义学犯罪构成理论形成对社会诸领域法益侵害的判断。外部指涉通过再入实现了内部指涉。

更早的研究则从刑法原则与宪法原则的契合度上作出了奠基性的论证。隐私权是基本权利(促进个体沟通自由)，也是社会宪治意义上的结构耦合(防止自系统无限扩张)。

刑法只可对违反社会宪治原则的危害行为发动刑罚权，而不应当对违反系统自我运作组织规则的行为直接予以规制。也正是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在它们即将或已经崩溃的历史时刻，我们看到了宪法化，也就是其自我膨胀的外部化过程。[18]参见注[8]，第95-100页。法益概念解读的抽象化与稀薄化为刑事惩罚边界的扩张提供了辩护。See Philip Selznick,Sociology and Natural law，Nat. LF, Vol 6, No.1(1961), p.107.这里的法理秩序与系统理论下的社会宪法秩序在思路上类似。更为重要的是，金融领域的宪法规范形成需要在与法治理念，也就是在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系统与经济系统结构耦合中形成，而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手段。

在我国当下的集资诈骗监管中，公安机关和刑事法体系便产生了这种替代性。而从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不仅这些传统基本权利的内涵在社会功能分化条件下发生了变动，而且基于社会系统运作逻辑(膨胀倾向)所产生的危害也促发了新的基本权利出现。

参见杜建荣：自创生视域中的法律与社会——卢曼法律自创生理论研究，《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1年第2辑，第14-15页。[10]针对本研究关注的刑法合宪性解释，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社会宪治理论在确认政治治理功能的同时，洞察了社会碎片化与治理多元化的必要性。

社会宪治思维下的刑法规范解释意味着法律的判断需要对多样的社会逻辑进行截取，[29]而不能陷入某个领域的帝国主义中。在社会宪治模式下构建刑法合宪性控制，需要借助系统理论的重要阐述。

[15]不过，社会领域的宪治并非简单的法律化，而是在系统自我指涉过程中由于系统自我限制机制的失灵所产生的救济。[40] 在现有研究者看来，兜底性条款，特别是涉及经济活动行政许可的刑法规范适用在多数情况下，需要结合其他社会系统的运作逻辑来进行判断，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法律的运作封闭受到影响，从而也就降低了卢曼系统论的说服力。不过，法治治理模式的逐步确立，以及社会复杂性的急速增长将会使我国社会领域不仅有自我发展的需求，也是具有实质意涵的实定宪法所期待的变革。甚至适度的风险是经济系统产生活力，也就是产生系统不断自我指涉可能性的必要条件。

私人企业并非新兴的犯罪行为发生场域，但是对私人领域犯罪行为的识别和归责始终困扰刑法教义学与刑事实践，私人经济领域由于形成了所谓自治体，也对外部的监管表现出排斥。宪法的社会功能便在于将社会中的价值通过宪法转换到法律系统中，从而成为沟通法律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环境)的桥梁。

给予系统压力不是刑法的目的，而是促成其自身宪治结构产生的手段。社会宪治关注社会各子系统如何产生构成性的规范及其对个体自由与发展的影响。

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创建和各级地方政府针对非法集资成立的处置办公室，使各级政府逐渐取代金融监管部门成为对非法集资案件认定、查处和后续处置的实际主导者，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逐渐被边缘化。社会理论家试图探寻现代社会的理性根基，并为其辩护。

而从被构成的社会系统的视角看，宪法是对社会秩序基本结构的生产，这些基本结构既激活了法律，又受法律的规制。在对社会诸领域基本权利的识别的过程中，并不必然将其上升为实定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内容。[15]这里所指的宪法时刻与传统理解有所不同。限于本文主旨和篇幅，对此无法展开详细论证。

不过，这并不是一种基于现代社会系统结构耦合的刑事惩罚合宪性解释，而是属于法律系统对环境(社会规范)的识别过程。易言之，基本权利不再仅仅是市民社会中个体抵抗政治权力的武器，而成为个人进入社会系统沟通的保障。

因此，刑事司法裁判需要通过不断指涉立法获得正当性。但与其将兜底条款的适用看成刑法对其他社会系统的直接观察与直接规制，不如将这些需要被二次评价的罪刑规范解释从社会宪治，也就是从系统间自治与他治并存的视角去分析。

其次，每项规范都导致了解释问题，这些解释问题又导致了进一步的冲突。社会宪治是社会子系统与法律(经济—法律、媒体—法律等)间的结构耦合，是社会诸领域自我规制失效时的外部规制。